（《乾坤衍·辨伪》）考虑到咱儒家的顶级道统中人都能下狠心将斩草除根的活儿做到这种地步，要是我们还找不出那些激进的极端倾向在传统文化里的活水源头，大概真有必要反思一下自己的智商层级了。
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孰为夫子。因于詹何环渊，时时相连称，于是太史儋连上关尹，而捏造出出关强著书的一番故事来。
那老人的名字，当时可并不曾记下。其实今传的《老子》五千言，决非孔子以前或同时人所著。我们既知太史儋与孔子所见之老聃，在汉时已误混为一人，则上引《庄子•寓言》篇杨朱见老聃一节，也可解释了。但后人也认他为孔子所见之老聃，于是老聃遂成为周史官，又成为去周适秦而隐了。但后人穿凿，便把离耳又转成李耳，于是变成老子名耳字聃姓李氏，确凿有名有姓了。
但司马迁《史记》又何以说他是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呢？这更简单。经上之分析，可见太史儋由周适秦，纵使有其人，有其事，而过关著书的一段，则为战国晚年以下人添造。其言： 就本体论言，古代儒家於两大哲学傅承并重，即变易哲学与大中象徵意符。
然此种强调，顿成无用之具文矣。就人性论而言，人性者、存乎心之理，人情者、其性之动显，而心者、统性情之主也。[23] 参见拙着，《北宋儒学》：＜第三章：邵雍易学与历史哲学的儒学建构＞。[14] 上文中方先生将朱熹和周濂溪放在一起讲，因为朱熹也是完全继承周子的《太极图说》思想，方先生并认定这只是一套自然退化论，这当然是批判的立场，笔者并不同意这样的说法。
参见其言： 新儒各派思想之枢要，在於强调理性遍在乙旨：理性持载宇宙天地，万有一切，启示全部真际本体於吾人之清明自觉，指导人生行动，化性起伪，企图止於至善。以及方东美，《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上》：＜第三章：原始儒家＞，孙智燊译。
玄理意旨不明，恐是言於太极、大中等论者，可以对应的或是天地之性者。再则谓天地之性本於虚，纯粹至善。对於方先生对朱熹的批评，笔者多持反对意见，关键都在一些研究方法及问题意识的错置上，这正是本文写作的意见主轴。至於宋明儒学家对《尚书》和《周易》的诠释上，方先生以为，本来《尚书》的永恒精神，尚有道家老子的继承，但在宋明儒学者的诠释继承中，却都未能有效发展，惟所转出者，却变成消灭慾望的错误路线，故而斲丧了生机。
[52] 《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下》，页112。阴阳二字，固亦俱出《易经》，但谓大生广生（生生）之法式，其涵义，与阴阳家如邹衍、伏生、董仲舒者流所误解者，兀自有别。张载排佛，却不轻世，贬为海市蜃楼，等是幻妄，与空杆格，凿枘不协。对於张载，方先生认为张载颇有继承老子的思想，但对庄子却是继承的最多，而且无一反对者，至於对佛教，则仍指出其有别异儒佛之创作。
西方科学家以及深受科学影响之哲学家，其心目中之自然知识观，皆成於主张伦理中立：倡道德价值须全部漂白，以获致客观性之知识云。剖太极与无极为二，乃常见之误解，余谓之名词之谬误，象山於是实犯之，不识名词与状词、实体词与形容词之区别故。
至於说程颐受王弼影响，致其注易举儒从道，笔者更不以为然。就此而言，则二程论性已无问题，然方先生以为仍有问题，而朱熹尝试解决，但又引发新问题。
对於张载有老学的道家意旨，笔者已不认同，因此对於方先生要助其化解之论，就不再讨论了。哲学问题多元，哲学理论所需要的素材很多，方先生自己设想的这两路仅是一简单的精神意向的思路，并不是问题意识的定盘针，也不是根本原理的完整叙述。程颐有《易程传》，实平生最重要巨着，且千年来传承为儒门义理易的定盘针，对儒家易学史而言，重要性无可跨越。明道复本此信仰，而总其结论曰：穷理尽性以至於命（实现精神使命），三事一时并了，元无次序，不可将穷理作知之一事。方先生不辟道佛，并不表示宋明儒没有辟道佛的立场及有力的立论，重点是，宋明儒的入道佛及辟道佛究竟是有立场的错置？还是只有理论形式的互用，而无立场的错置，更无体系的含混？笔者以为，宋明儒辟道佛的立场应予尊重，这是三教份际的问题，道佛亦不能对儒学惟肯定而不批判。儒家必须有一套面对现象存在的创造论的系统，周敦颐之所为即是为此一目的，《太极图说》使现象得以从无到有的过程就是创造，《太极图说》由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时即已预设了太极本身的绝对善的价值，这个价值在太极创化为阴阳、五行的历程中实现在万物之中，人得其秀之後，因五性感动而有善恶之行，此时则依圣人之标准来规范个人的行为，实践之後，人皆得成圣。
笔者针对朱熹的讨论，亦有《南宋儒学》专书出版，亦是以朱熹之当代诠释的反思，作为讨论的轴线，惟仍有再申论的空间，此即是对当代朱熹研究成果的再吸收与再消化。以上对方先生谈周濂溪的反思，可见方先生主观意见很多，且立场鲜明，而这些意见都直接进入他对朱熹的诠释立场里了，影响是直直接接的。
如此释《易》，实莫大误解。[43] 上文所引，不啻但为《老子》第十四章作注耳。
兹问可能解决如次：人性、即超越而观之，为善。笔者反对的是，方先生不允许宋明儒批判道佛的理由，只是因为宋明儒借用了道佛的东西。
盖宇宙原有种种境界之差别，人性复有种种层面之不同，凡属各界之理性，自须一一精察明辨，而妥当应用之。宋明儒者就是既有道佛两教的素材，又有批判道佛的立场，这就是方先生所不喜之处。方先生以《太极图说》由太极而生阴阳、五行、及人类之说是一种流出说，而流出说则是退化论，因为现象对本体的分受愈来愈少，这是方先生以西哲普罗提纳斯（Plotinus）的理论为原型的设想。凡言心体本质之各派思想，悉统於是旨。
所谓矛盾，即是指程颐同时接受孟荀善恶论性之别。俨若此种仁之精神，涵蓄既久，充养有道，天地贞元之气，皆融入吾人体内，更与得自各方之才性，合体同流，则一旦面临大事，无论何其艰钜，吾人即能自然了当胜任，若行所无事然。
性理者，所叙不明，或为指主体心的工夫实践诸说者。若实穷得理，即性命亦可了。
此语、陆子兄弟九韶九渊等，俱斥为荒谬，而断然否定之。试问究应如何谋其调和融贯？周子於此问未察，即迳立变易哲学於永恒之上，持为基础，而又未能予以充份说明。
就宇宙论而言，性者、天之所命，而天即心、统万物而为之主宰者也。总之，对以上方先生诠释程颐之说，笔者多有反对之见。以上诸特点既明，兹请深入观察新儒家各派思想，而析论之。[13] 《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下》，页37。
关键都在方先生重《周易》变异原理，以乾坤释创生之动元，唯继承程颐的朱熹，又引阴阳为气，复进入人性论之善恶气禀的讨论，因此方先生认为程颐把握不住《周易》健动精神。重点不在永恒哲学是何种哲学上，因为笔者认为方先生从来就说不清楚这件事情，重点在方先生把周敦颐的无欲、主静设定为一套缺乏创造动力的哲学体系上。
其实，以工夫论处理之即可，亦即，是工夫论问题而不是知识论问题，故而只有主体性的实践问题，而没有主体性的独断问题。对於方先生的诠释，笔者并不同意。
笔者以为，为程、朱之说，寻其善解即可，不必抓其小辫子，整个否定。就此层而言，朱熹乃与近代西方人适成一鲜明对照。
